宁波中院推出的“正向激励+信用修复”机制，曾被作为“强化善意执行、文明执行”的典型做法，写入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近日，这一做法在浙江全省推广。(8月16日新京报网)

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用惩戒，是对其应有的惩罚，但对失信被执行人的信用惩戒也需要有一个期限，要能体现“宽严相济”的原则。进行失信惩戒，惩戒不是目的，让失信被执行人改正错误并不再犯错才是目的。所以，让失信人进入失信惩戒的“黑名单”，也要给他们修复信用的机会，这样能够避免惩戒陷入“一刀切”，给失信被执行人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同时也能提高执行效率，解决执行中遇到的现实困境。但现实是，存在个人信用修复难的难题。而当失信被执行人纠错之后，甚至还存在难以修复个人信用的情况，这本身也是一种“失信”。

如何修复信用，正像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指出，总的原则是鼓励纠错、有限期惩戒、有条件修复。但现实中，中央层面缺少信用体系建设的统一立法，各地信用体系建设缺乏标准，这在信用修复方面，也导致一些地方之间不能做到协同联动，一些地方在信用修复方面也还存在制度缺陷，导致一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难。

宁波中院推出的“正向激励+信用修复”机制，获得了最高法的认可，目前已在浙江全省推广。对此，有必要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执行信用评级标准。宁波中院的“正向激励+信用修复”机制，就是一个地方试点的成功范本，值得成为立法借鉴。

当然，对于“正向激励+信用修复”机制，还要防范产生“双刃剑效应”，比如要注意防范执行廉政风险，避免消解了司法权威，让少数失信被执行人与执行人员钻了空子，消极执行、拖延执行，让“信用修复机制” 变异成了“信用损害机制”。这就需要加强对“信用修复机制” 的监管，要能完善信用修复的相关标准，加大执行力度，防范负面效应，让“信用修复机制” 最大程度发挥出正向作用。

不能让个人信用修复难阻碍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此，就亟待推动信用体系立法，要明确统一标准，做到信用信息共享，还要推动跨地区、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联动。要建立健全“信用修复机制”，助力信用体系建设。

建立健全“信用修复机制”，完善相关制度，既要让严重失信者寸步难行，也要给失信者必要的改正的机会，这样的执法才能体现法律刚性与柔性的“刚柔并济”，从而才能更好发挥执法效能，达到执法的最佳效果。这样才有利于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更好淬炼刚柔并济的“信用惩戒之剑”“法律之剑”，从而有利于构建诚信社会、法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