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核心期刊

期刊年份： 2023

期号： 2

页码： 58

基金： 山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20至2021年度重点课题（结题成果）：《信用修复实践及法律规制研究与创新研究》，课题编号：SSKLZDKT2020134；山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22至2023年度重点课题（阶段性成果）：《社会信用体系系统化建构及功能提升路径创新研究》，课题编号：SSKLZDKT2022151。

作者： 马龙

学科分类： 司法制度

作者单位： 太原开放大学教学研究中心

专题分类： 数据法学

摘要

规范层面，信用修复概念经历了从笼统界定到独立定论的演变。早在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失信名单》第10条就对“已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作了删除规定。其后，在2019年的《善意文明执行理念》中亦提出了“及时删除或屏蔽失信信息”，并要求“探索建立惩戒分级分类机制和守信激励机制”。可以说，以上规范性文件对失信被执行人的信用修复起到了一定的指引作用，明晰了信用修复的本质属性和技术方法。但是对于何为信用修复制度，在理论上未予以明确的揭蕖，导致实践中出现了或是将信用修复等同于失信惩戒的终结[8]，或是以守信激励措施代替信用修复的错位情形。2022年出台的《意见》在“助力营造公平诚信的交易环境”部分将信用修复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提出，并且明确要求“修订完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管理规定，探索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制度”。由此，司法领域的信用修复从模糊、笼统的“附属物”转变为具有独立价值、独立功能的“个体”制度，并且在失信名单的桥接下与失信被执行人权利保护相捆绑。然而，由于信用修复仅在最高法的政策性文件中显现，其实体内容和程序机制上的盖然性，不免影响了信用修复的适用性与实践性。于此，各地法院在遵循最高法文件的指导下，对信用修复进行了规范“续造”。例如，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推动被执行人信用保护及信用修复激励机制破解执行难问题的若干规定（试行）》、湖北省枣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创制的《信用修复证明书》，以及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建立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白名单”制度的实施意见（试行）》均对失信惩戒的“退出”标准、信用修复的法定情形和程序机制进行了创新性规定，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信用修复的适用性和实践性。

结合上述基础规范来看，司法领域的信用修复业已成为一项独立的制度，且其通过删除或者屏蔽方式释放保护失信被执行人权利的功能过程中要以失信被执行人和法院双向配合为动力机制，既需要失信被执行人对自己不及时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而造成的失信行为主动修正，又需要法院在确定义务履行完毕之后，停止对失信被执行人的失信联合惩戒，并将其不良信息在大数据共享平台上删除或者屏蔽。据此，笔者认为司法领域的信用修复即指法院依失信被执行人申请，充分考虑其积极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具体情况，将失信被执行人从失信名单删除或者屏蔽，并对其信用进行修复的行为。

信用修复制度是失信联合惩戒的“退出”机制。司法领域的失信联合惩戒的初衷是为了解决“执行难”问题，《失信名单》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内部工作流程和外部惩戒机制作了精细化规定[9]，与此配套，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的线上“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络平台，以及并行颁布的2016年国家发改委和最高人民法院牵头，中国人民银行等44家单位联合签署了《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发改财金〔2016〕141号），《备忘录》共提出了55项联合惩戒措施。概言之，失信联合惩戒主要以大数据共享失信“黑名单”，并限制失信被执行人的行为自由和使名誉权受损的联合惩戒方式[10]，不断压缩失信被执行人逃避执行、规避执行、抗拒执行的空间，让失信被执行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迫使其主动履行法律文书义务[11]。

然而，失信联合惩戒的目的并不止于解决“执行难”问题。因为，司法实践中不乏为了追求片面的执行率而滥用失信联合惩戒手段的情形，也不乏因失信惩戒与信用修复失衡而导致社会信用“堰塞湖”的问题。当然，如若止步于“执行难”，非但不能从实质上提高被执行人的诚信与守法意识、化解司法领域的社会信用治理顽疾，反而可能在重惩戒轻权利保护理念的牵引下忽视对失信被执行人权利的保障问题，甚至引发新型的司法领域的信用治理风险和危机。如卡多佐所言，司法正义的指南是对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有效掂量[12]。置于司法信用治理环境中，纯粹的失信联合惩戒不是目的，采用失信联合惩戒的同时有效掂量被执行人的权利保障，才是司法领域失信惩戒的正义指南。通过信用修复，一是可以协助那些真心认错并努力解决问题的失信被执行人“退出”联合惩戒，疏通司法信用治理中因失信惩戒与信用修复失衡形成的“堰塞湖”，防止失信被执行人被“永久”施以失信联合惩戒的不合理现象。二是帮助失信被执行人恢复其受损的权益，重塑社会信用，重新“回归”社会。三是通过守信激励措施，引导失信被执行人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培育其尊重司法权威、维护个人信用的意识。概言之，只有为失信被执行人疏通联合惩戒的“退出”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激发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的欲望，也才能真正改善司法执行环境，进而达到“育信”“塑信”的制度目的。

1.初始判断：对失信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识别

对失信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判断是信用修复的前提。如前所述，重塑失信被执行人权利是信用修复的价值标准，而判断能否进行信用修复的前提条件则是有无“能力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因为，司法实践中不乏有能力履行但故意抗拒履行、规避履行的失信被执行人，但也存在不少有积极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意愿，只是受不可抗力影响无法按时履行义务，或是当前暂不具备履行能力，但仍然具有“可期待性”履行能力的“善意”被执行人。对于此类被执行人，如果法院持续限制或剥夺其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和信用权等权利，无疑会使司法陷入执行不能的“死循环”。另外，传统执行场景中，被执行人的财产种类单一、存储方式固定，依靠法院的主观评判和人工处理即可确定被执行人有无履行能力，但是，在现代互联网科技发展的大数据时代，多类型的衍生财产、多元化的储存方式以及潜藏的社会风险在无形中增加了法院判断失信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负担。故而，最高法和地方法院均通过各种形式建立了智能化数据收集和分析系统，以此对失信被执行人的现实财产和衍生财产，以及其他无形财产进行可视化、可量化分析，进而协助法院综合判断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例如，2009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挥中心围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求，建成的远程指挥监控系统、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被执行人信息发布系统、执行要情系统和执行案件信息管理系统等五大工作系统，在与公安、银行、社保、民政、工商、移动公司等部门和单位信息共享的基础上，有效收集了失信人的财产信息[26]。再如，由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的执行网络查控系统，亦对被执行人信息、执行记录、执行情况等信息进行了有效归集[27]。除此之外，法院借助与阿里云等合作方的大数据信息平台，对失信被执行人的不动产、动产金融资产等财产进行线上评估[28]，从而为法院科学推断失信人的履行能力提供数据支撑。

2.过程控制：对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的隐匿

以“隐匿”信息为主的过程控制是信用修复的关键。对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的隐匿是相对于公布的个人信息而言的，失信联合惩戒之所以能够“联合”行动，一是基于法院的内部联动。最高人民法院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后，各级人民法院及时把失信信息录入其中并向社会公众公布失信被执行人的身份信息和行为信息；二是基于法院与外部的信息联动。向社会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经由信息共享的方式推送至政府部门、金融监管机构、事业单位等，而后相关单位的自生系统将自动比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根据对比结果自动采用相应措施，如拦截、惩戒等。进一步讲，支撑法院系统内部、法院系统与外部系统间“联动”的工具是大数据共享平台。依托大数据共享机制，打破了各部门或单位之间的“信息割据”屏障，使各部门或单位能够准确定位并识别失信被执行人的身份信息，进而对其采取相应的失信联合惩戒措施。客观而言，为加强保护失信被执行人的权利，还需重点在过程上控制“由内而外”的信息传播。这是因为，在大数据高速流转下，法院与外部系统间“由内而外”的联动，相较于法院系统“自下而上”的信息流动，会使得失信被执行人受到更严重的惩戒。

根据《失信名单》，失信被执行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码应当公开，但公开程度以可识别失信被执行人身份为限度，而不应无限度、无边界的肆意公开。对此，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采取了隐匿个人信息中诸如身份证号码中的出生年月等“敏感性”部分[29]，来从过程上控制失信被执行人个人信息被大数据无限传播、永远记录而可能产生的隐私权侵害。

3.结果控制：对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的删除、屏蔽

以删除、屏蔽信息为主的结果控制是信用修复的根本。最高人民法院《规范执行工作的通知》《失信名单》均对删除、屏蔽的法定条件作了规定，其中，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失信名单》第3条第1项和第2项规定，以及案件终结的，应当对其信息进行屏蔽。对于已纳入失信名单的被执行人符合《失信名单》法定条件的，或者符合《失信名单》第2条第2款条件的，法院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或者提前删除被执行人信息。屏蔽作为一种对外部信息管控的智能化技术，主要是从终端上对信息源进行控制、限制，减少甚至杜绝敏感性信息在公共传播渠道中扩散，使得公众减少对敏感信息的接触并降低敏感信息的二次传播机率，其运行原理是利用大数据技术设定具体详细的内容分析标准，对网络平台中特定的信息内容进行精准治理，方式上融合了人工设置、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途径[30]。在信用修复语境中，屏蔽即是法院主动从其内部端口对已经履行法律义务或符合“退出”失信联合惩戒标准的失信被执行人信息进行精细化结果管控，防止被执行人信息再次向外传播，进而避免公众再次接触到被执行人的个人“敏感”信息。

因此，可以说屏蔽技术背后蕴含的是对失信被执行人权利的保护和对社会公众信息权利的规制：当受损的司法执行秩序和信用秩序得以恢复时，暂时“让渡”的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理应予以恢复，而恢复的形式表现之一便是让社会公众“遗忘”失信被执行人不良信息。如前所述，虽然屏蔽与删除的法定条件不一，但是操作流程却是一致的，因此，司法实践中通常以纯粹的屏蔽方式代替删除，从而对失信被执行人的个人信息进行结果上的控制。

1.大数据在初始判断上不周延

大数据在初始判断上不周延导致对“履行能力”的判断主观化。如前所述，有无“履行能力”是判断能否进行信用修复的前提条件，而现存的客观问题是：“履行能力”判断的主观化导致信用修复标准不一，无法形成类案适用标准的机制壁垒。究其原因：当前大数据的应用价值多体现在查询、搜集、归纳被执行人现实财产信息，以及实施联合惩戒等方面，依托大数据算法技术总结信用修复个案判断中的通识性指标，并基于通识性指标进行类案推算的功能尚未释放。

理论上，大数据算法技术是一系列执行某种任务的代码指令，其绩效可以通过一定的指标来衡量，这些指标体现了人类在不同场景中通用性价值选择[31]。通过剖析司法领域中信用修复的案例，发现不可抗力因素、公共利益因素、可持续性收益因素等是法官判断“履行能力”的通识性指标[32]。倘若将这些通识性标准传达的信息借助算法技术进行加工、处理，从而统一信用修复的“准入门槛”，并形成类案推送机制，无疑有助于法院科学、合理地判断“履行能力”，进而强化对失信被执行人权利的实质性保护。但是，就目前而言，法院判断被执行人是否具备“履行能力”，基本上是对大数据查询与归集被执行人财产结果的主观化判断，而缺乏运用大数据算法技术对通识性指标进行整合的功能。如此，不仅间接提高了信用修复的“准入门槛”，还在一定程度上衍生了司法自由裁量权过度的问题。

2.大数据在过程控制上不周全

在过程控制上的不周全导致失信被执行人的个人信息扩散。诚然，司法实践中为了保护被执行人的人格尊严权，通常会将失信被执行人的个人信息进行“隐匿”或者“打码”后再进行“由内而外”的扩散、传播，但是大数据的无覆盖性、无遮敝性，以及多主体的参与性等因素决定了以共享公开的被执行人信息在脱离了法院内部系统后，法院对被执行人的个人信息保护进入了不可控范围，而被执行人的个人信息则随着动态的“数据流”而不断向外扩散、传播。换言之，这种在可识别限度内有限降低被执行人“敏感性”信息的技术处理方式，实然抵不过大数据强大的信息存储、搜索、共享功能，加之笔者注意到实践中仍有部分法院或者部分网络平台对外公布信息时，或者未对失信被执行人身份证号码进行“隐匿”，或者仅对照片进行了“铁丝网式打码”，或是公布了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从识别的角度而言，不同数据库的整合、比对极易让碎片化的信息产生会汇聚效应[33]，在此情况下，失信被执行人隐私、个人信息等被网络无限放大、无限传播，进而对其人格尊严权造成“二次侵害”。例如，百度公司已多次收到原被执行人的投诉，状告其侵犯个人隐私。原因是法院将失信被执行人的信息进行隐匿后，其个人信息仍完整地出现在网络环境中[34]。可见大数据在过程控制上早已显现功能性不周全的问题。

3.大数据在结果控制上不彻底

在结果上控制不彻底产生的失信联合惩戒解除不同步。我国虽然采用的是以失信“黑名单”为主的集中式个人信息管控模式，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潜藏的失信被执行人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以及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滋生的权利保护不彻底的危险也同样不容忽视。因为，在数据加工处理的各个环节，包括但不限于收集、存储、及对数据的分析整合并公布等环节，都存在对个人信息泄漏不可忽视的风险，加之实施惩戒的主体多采用的是本单位或本部门的信息公布系统，所以，即便法院在结果上对失信被执行人的个人信息进行了屏蔽或删除，在当前跨部门、跨区域、跨系统数据交流与共享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不免产生法院系统端口与外部系统端口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失信联合惩戒解除未同步，以及连锁反应之下侵害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权的问题。例如，北海海事法院在武汉中泰鑫公司已经全部履行了生效法律文书义务之后依法取消了限制消费，并从被执行人名单中屏蔽了该公司，但是该公司在向银行申请贷款时，银行以该公司曾被列为被执行人而拒绝贷款[35]。尽管该公司解释已承担了该承担的法律义务，但银行始终不相信，要求公司必须提供法院相应的证明材料。由此可见，当法院的屏蔽或删除信息无法同其他单位，如金融机构共享时，不免会出现已经解除失信联合惩戒的被执行人的社会活动受阻的问题。

1.公开的手段限于目的性标准

基于手段和目的理性的基本逻辑，目的是先于手段的主观，手段会受目的的制约、由目的所驱动[37]。合理框定、正当有效的目的会使手段的采用相对准确、适当，进而在手段与目的之前形成关联性评价。失信联合惩戒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信用公共秩序，而有序推进社会信用公共秩序的先决条件是从实质上化解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之间的权益纠纷，更进一步讲，推进实质性化解权益纠纷又以对被执行人权利的合理限制为基础。因此，以公开被执行人身份信息倒逼其履行义务的失信联合惩戒手段毋宁建立在合理限制被执行人权利的基础上，不能超越目的性标准而过度公开被执行人信息，甚至是延长对被执行人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信用权等的限制期限。比如，针对实践中部分法院或者新闻媒体、抖音、微信公众号等超越《失信名单》的信息公布范围而过度公开被执行人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情形，以及在公众场合的电子屏上对失信被执行人冠以“老赖”名称并滚动播放的情形等应该加强监督，及时屏蔽或删除过度公开、不当公开的个人信息，避免手段的使用超越目的性标准而产生新的社会治理矛盾。

2.目的性标准的实现应以均衡性原则为主

纯粹的失信联合惩戒手段必然会对被执行人的权益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而基于社会信用体系的目的性标准，这种不利性后果毋宁通过信用修复的方式予以消除，以使失信被执行人重新“回归”社会，重塑社会信用，并从根本上培育其守信向善、尊重司法权威的思想意识。因此，以失信联合惩戒为手段达到所寻求的司法目的之后，失信被执行人“受损”的权益应该得到必要的保护，即在损害性与保护性之间达到一种合比例要求，也即失信惩戒与信用修复之间要实现均衡性原则。对此，笔者建议建立信用修复事项分级机制。因为失信联合惩戒与信用修复背后的制度利益不同，失信行为的发生与信用修复分属两个阶段，是两个可独立评价但又无法完全割裂的前后衔接行为。因此，整体而言不宜用前者的行为作为评判后者的绝对标准，而应该以失信类别和修复实际行动为要素确立分级修复机制。细言之，可将失信行为定性为一般失信、严重失信、特定严重失信，除了特定严重失信行为不可修复外，一般失信、严重失信属于可修复信息范围，但前置条件必须是主观上积极主动，客观上已经履行了法律文书义务。

1.完善制度之间的衔接协调

司法领域的信用修复作为一项较新的制度，主要依赖于最高人民法院制发的《失信名单》《善意文明执行理念》《指导意见》等政策性文件的推进与实施，这些文件的推进和实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信用修复“无法可依”的问题，但由于带有较为浓厚的部门色彩而在适用效力和效力范围上具有相对性，加之目前社会信用立法体系尚在建构之中，关于信用修复的立法规范之间不乏存有“缝隙”，进而直接影响了信用修复制度的推进。对此，笔者认为，一是要将“履行能力”的判断标准由单一的现实财产周延至有无“可期待性”财产，以提高信用修复率。二是要及时将有关的司法实践经验转化为立法规定，满足信用修复的制度供给。例如，《失信名单》中第10条第1项和第2项都规定删除失信信息的法定条件是失信被执行人自动履行法律文书义务，但是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在《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引导下，已经将自动履行义务的范畴扩大到符合条件的已经主动履行部分义务的被执行人，即申请执行人同意为只主动履行了部分义务的被执行人出具修复证明的情形。于情理层面，周延对“主动履行义务”的失信被执行人的修复标准，对于激励失信被执行人诚实守信、缓解司法治理矛盾、加强社会信用建设等均具有正面导向作用。于法理层面，刚性的法律手段可以获得即时的社会利益，但柔性的鼓励、激励机制更容易建构起诚信社会。只有在刚与柔、惩戒与激励之前寻求法与情的平衡，才能营造出良好的诚实守信社会氛围。

2.以信用修复证明补足实然漏洞

目前，司法领域的信用修复仍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加之信息共享机制的不健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法院与法院之间、法院与其他部门或单位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进而导致继续对已经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被执行人的权利进行限制或者剥夺的衍生问题。对此，一方面，法院应当履行要求其他部门或单位同步删除或者后续彻底删除被执行人信息的通知义务[38]，另一方面，法院可通过向被执行人制发信用修复证明的方式补足实践漏洞。一则信用修复证明具有法律效力，不仅可以证明失信人已经将生效法律文书义务履行完毕，还可向相关单位提出不应因本案再对被执行人实施失信联合惩戒的意见建议。二则根据信用修复证明可识别被执行人信用状况。即对于被执行人在其他案件中申请信用保护或信用修复也是一个“正向祛码”。

[1]张浩然：《数据财产与数据安全法益保护的重叠及协调》，载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3126. D.20220901.1107.008.html,2022年9月16日访问。

[2]侯姝琦、程雪军：《大数据时代个人信用信息权益的法律保护缺位与完善》，载《征信》2022年第9期。

[3]任丹丽：《民法典框架下个人数据财产法益的体系构建》，载《法学论坛》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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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卢护锋：《信用修复的实践误区及其立法应对》，载《广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9]其内部工作流程主要是：各级人民法院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录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尔后通过新闻发布会、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等方式予以公布，并可以采取新闻发布会或者其他方式对本院及辖区法院实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情况定期向社会公布。外部惩戒机制是：由人民法院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各惩戒执行单位通过自动抓取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利用本单位自行开发的系统实现对名单信息的动态对比，进而在优惠政策、资质认定、市场准入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失信联合惩戒。

[10]高山：《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理论透析、问题维度和改进路径》，载《法学论坛》2020年第2期。

[11]孙晓勇：《司法大数据在中国法院的应用与前景展望》，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4期。

[12][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3页。

[13]汪进元：《人身自由的构成与限制》，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14]李继：《失信被执行人权利保护的路径选择——基于执行行为正当性的探讨》，载《政法论坛》2018年第5期。

[15]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6月份定时定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并回应热点问题》，载https://www.ndrc.gov.cn/xwdt/x-fb/201906/t20190617_954436.html,2022年9月8日访问。

[16][奥]曼弗雷德·诺瓦克：《民权公约评注——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上），毕小青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9页。

[17]权佳果：《论人格尊严》，载《渭南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

[18]陈云生：《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载《法学研究》1983年第1期。

[19]许建飞、赵伊：《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的优化路径——以扬州法院近年来失信惩戒与信用修复数据为样本分析》，载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15.1207.G.20220524.1448.005.html,2022年7月6日访问。

[20]张新宝、张馨天：《〈民法典〉背景下的失信被惩戒人人格权的保护》，载《法律适用》2020年第21期。

[21]参见吴汉东：《论信用权》，载《法学》2001年第1期；参见杨立新：《人格权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参见王利明：《民法·侵权行为法》，中国人民法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页。

[22]同前注[20]。

[23]王泽鉴：《人格权法：法释义学、比较法、案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8页。

[24]孟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美德缺失及其填补——关于信用法治构建的政治与法律哲学思考》，载《浙江学刊》2022年第3期。

[25]参见2022年5月10日江西省高院发布的信用承诺和信用修复十大典型执行案例。〔2022〕赣0404执135号。

[26]许佩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解决“执行难”》，载《中国司法》2012年第9期。

[27]赵龙、刘艳红：《司法大数据一体化共享的实践探微——以破除‘数据孤岛‘为切入点的逻辑证成》，载《安徽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28]陈智恒：《民事执行中大数据技术应用问题研究》，载《学理论》2022年第2期。

[29]谢潮：《执行信息公开中的隐私保护》，载《人民司法》2014年第5期。

[30]尹振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司法适用疑难问题探析》，载《人民检察》2018年第18期。

[31]郑戈：《司法科技的协调与整合》，载《法律适用》2020年第1期。

[32]仅从笔者收集到的20个案例而言，法官判断信用修复的条件有三：一是被执行人不履行义务的原因是否为疫情影响；二是继续对被执行人实施失信联合惩戒是否会引发公共利益的损失（一般多指企业）；三是被执行人的固定财产等具有可持续性收益，但因信用联合惩戒而无法获得信贷、政府扶持等优惠，进而导致了履行不能的情形。

[33]张新宝、昌雨莎：《已公开裁判文书中个人信息的保护与合理利用》，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

[34]高山：《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理论透析、问题维度和改进路径》，载《法学论坛》2020年第2期。

[35]北海海事法院：《能动司法促执行信用修复优营商》，载http://www.jiangsulong.com/a/2020/l 119/0001243217.html,2022年9月9日访问。

[36]张兰兰：《作为权衡方法的比例原则》，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年第3期。

[37]聂凤峻：《论目的与手段的相互关系》，载《文史哲》1998年第6期。

[38]李声高：《执行威慑程序中人格权保护的双层救济及法治限度》，载《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39]付立华：《大数据与司法社会治理：应用及其伦理》，载《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40]刘涛、朱燕：《〈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13年第19期。

[41]李声高：《执行威慑程序中人格权保护的双层救济及法治限度》，载《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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